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

秦始皇帅不帅？

十多年前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黄博刚站上讲台，有学生在课后抛出这个问题。多年以后，他写下《如朕亲临》一书，以回应关于古代帝王容貌的追问，也由此开启了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之路。

今年，他又将硕士论文深化拓展，推出新作《如临大敌》。11月8日，作为2025悦读宋韵系列活动之一，黄博与考古学者、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励共同做客钱报读书会，在晓风·明远BOOK展开一场题为“从视觉到听觉：从我们的感官出发解码宋代的政治和文化”的对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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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皇帝长啥样？宋代是一个分水岭

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：如何知道千百年前的皇帝长什么样子？唯一的线索是画像。而有明确史料记载的皇帝画像，正是从宋代开始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宋代以前的帝王画像，大多是后人摹写、想象之作。

比如唐代阎立本有《历代帝王像》，收录了从汉昭帝到隋炀帝共十三位皇帝的形象。黄博指出，这十三人中，阎立本童年时或许见过隋炀帝，其他皇帝的模样，更多是出于艺术想象。

（传）唐 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像》（局部）

也正因如此，我们不禁疑惑：为什么画中的皇帝们样貌如此相似？若是张贴通缉，这样的辨识度，恐怕难以捉拿到人。

黄博分析，早期帝王形象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。如刘邦“隆准而龙颜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”、刘备“双手过膝”、项羽“目有重瞳”，这些异象旨在强调“天命之人”与众不同，为皇权赋予神圣性。而到了宋代，皇帝的画像开始走向写实。

宋代皇帝不再需要借助重瞳、七十二痣这类神异特征来强化权威，转而追求真实容貌的呈现。这一转变背后，交织着思想史、艺术史乃至造纸技术发展的多重动因。

宋代专门修建景灵宫，用以供奉历代帝后画像，供后人瞻仰。郑嘉励补充道，宋高宗定都临安（今杭州）后，南宋的景灵宫就位于读书会场地附近，今杭州十四中的位置，深埋于地下两米多的地方。

《如朕亲临》黄博著，汉唐阳光/山西人民出版社

黄博在《如朕亲临》中讲述了一则轶事，展现在特定情境下，皇帝画像所具有的号召力：

北宋覆灭后，汴京等地的皇帝画像也踏上了流亡之路。一批忠臣义士护卫着御容画像与塑像，历经陕西、四川等地，最终抵达杭州。隆祐太后所携的一批御容，在江西吉州遭遇金兵追击，随行军队溃散，部分残兵逃入山中，准备落草为寇。

此时，宋太宗五世孙赵士𡸕拾得两幅皇帝画像，他面对动摇的士兵，展开画像说道：当盗贼不过每天想着填饱肚子，哪比得上归附朝廷？我是宗室子弟，跟我去寻找大部队，既能填饱肚子，又能得到朝廷赏赐，岂不是一举两得。”

今天我们习惯了视频、图片。在图像稀缺的古代，两幅御容所带来的视觉震撼是很强的。黄博形容：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全息投影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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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局势稳定后，皇帝画像重新收归朝廷。元灭宋后，两宋帝后画像作为战利品运往大都（今北京），历经元、明、清三朝，一直保存于宫中，得以传世。

这批宋代帝后御容，乾隆时收录在“南薰殿宋元明清朝历代帝王画像”中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也常见于网络与教科书。

郑嘉励特别指出，宋代皇帝画像之所以成为“分水岭”，与佛教艺术的传入和发展密切相关。考古发现的易县罗汉组像等辽代佛教造像，显示出当时的写实艺术已达高峰。黄博亦赞同此观点，并补充道，为宋代皇帝画像的画家中，不乏僧人之笔。

郑嘉励

从历史谣言中，学会与焦虑共存

如果说《如朕亲临》是从视觉系统叙述宋史，那么《如临大敌》便是从听觉角度进入宋代。郑嘉励将本书与孔飞力《叫魂》、黄仁宇《万历十五年》并置，认为它们在历史共情上具有相通之处。

相对于《如朕亲临》“不系统、不全面、不深刻”（黄博后记中语），《如临大敌》在体系性与思考深度上更进一步。黄博以1054年前后宋仁宗应对四川“甲午再乱”谣言为核心，深入剖析了宋代繁荣、理性与文明表象之下，暗流涌动的社会情绪。

《如临大敌》黄博著，中华书局2025年

宋仁宗时期，一则离奇谣言自民间传至朝堂：甲午年，四川将发生大动乱。随着1054年的临近，从四川到洛阳、开封，各类谣言不断滋生蔓延，紧张与恐慌笼罩整个北宋。朝野如临大敌，纷纷制定预案，在惴惴不安中等待那一年的到来。

自1050年起，朝廷便在惶恐中着手备战，以应对可能的内部动乱或外敌入侵。然而，当侬智高从大理借兵入侵的谣言传来时，过度紧张的军事调度反而使四川军民陷入混乱。

军队频繁调动，在百姓眼中，无异于确认了战争发生即将。人们纷纷变卖家产，兑换金银，将带不走的埋在地下；大批民众从乡镇涌进成都这样城墙坚固的城市……

直到张方平来到四川，才逐步扭转局面：他一方面叫停军事动作，平息社会恐慌；以官方权威发布遏制谣言传播；同时策划热闹的上元节灯会冲散紧张气氛。最终，1054年在虚惊中过去了，预言中的大乱没有发生，但大家在谣言中已经乱作一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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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博特别提到两个知识分子——写“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的张俞、写《六国论》的苏洵。

面对同一则谣言，他们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理性分析，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。张俞认为，此前两个甲午年的大乱各有其社会根源，而当下社会安定，动乱无从谈起；苏洵则悲观地指出四川存在的贫富分化与军队内部矛盾，显示出对“表面繁荣”的深刻不信任。

“谣言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，使得理性分析也难以得出唯一答案，见仁见智，在所难免。”黄博指出，尽管二人的结论不同，体现出历史中知识分子的局限，但他们的努力依然真诚——他们拒绝怪力乱神，坚持用理性将谣言纳入认知体系。然而，专家意见的分歧，在客观上加剧了不确定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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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宋太祖黄袍加身时的“点检作天子”到宋真宗时的“帽妖”流言，谣言在宋代政治和生活中普遍存在。它往往捕风捉影，甚至真假难辨，但谣言背后反映的问题，是黄博要讨论的。

谣言就是人心。黄博认为，1054年“甲午再乱”谣言背后，反映了北宋朝廷与四川地方的紧张关系。对百姓来说，谣言是焦虑的投射。为写作本书，黄博专门学习了传播心理学的内容。

郑嘉励提到，焦虑是人类的天性，从史前时代起就是人类心理的基本运作机制。“人如果不焦虑，早期在残酷的自然竞争中就没办法生存下来。”1000年后的今天，焦虑同样不可避免。

在信息爆炸的当下，真假难辨的“现代谣言”以更快的速度、更广的范围传播，不断挑动着集体焦虑。回望宋代，我们惊讶地发现竟如此相似。历史或许从未给出彻底摆脱焦虑的答案，但它教会我们审视自身与情绪的关系，我们无法消除焦虑，但可以学会与之共存。